《杜鹏程传》这本小书完稿了。

不过，这个小书稿，却是一份迟到的答卷。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从任教的学校奉调渭南地区（今渭南市）教育研究所工作，编辑《渭南教研》杂志。因为杜老是渭南地区人，又是著名作家，况且还做过几年乡村教师，因此，我写信向他约稿，希望得到杜老的支持。没有想到，杜老很快就寄来大作，这是一封写给我的书信，在信中，他说：“我爱教育工作，对教师也至为尊敬。”又说，“在暗无天日的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教师，可是我根本没有想到，后来自己也当了教师”，接着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在延川简短而有意义的教师生涯和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编辑部以“致编辑的信”为题，将这封信刊发在1985年第2期杂志上（后收入《杜鹏程文集》卷三）。

从此，我便开始了与杜老的交往。

那些年，除过互相通信之外，我还常去位于翠华路省国防工办的院子杜老家看望他。杜老身体不好，气喘，说话很慢，但是，眼睛非常明亮，一字一句很有分量。每次见他，杜老都停下手中的笔，从书房走出来，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伸长两腿，开心地和我聊天。有一次，他告诉我，英国剑桥名人大辞典收录了“杜鹏程”条，他请人翻译过来，还拿给我看。还有一次，他拿出一张洁清的稿纸，说是王汶石先生写给他的诗。看后，我问他：“能不能在杂志发表？”

他说：“可以呀！”

我带回去后，请印刷厂按照原件制版，刊登在当期杂志的封底上。有一位同学喜欢摄影，和我一起去杜老家，曾为杜老和我拍过一张合影。这张合影，后来收入我的一部书稿中，睹物思人，引起我悠长的回忆……

杜老平日很少写毛笔字，偶尔书写，却也苍劲有力，笔墨酣畅。那时，我比较喜爱阅读幽玄深奥的《道德经》，他取其第十六章首句“致虚极，守静笃”之义，为我题写了书房的横额“涵虚书屋”，并为还是幼儿的女儿题赠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条幅。这些墨宝，墨光腾耀，都是珍品。

杜老非常谦和，和他在一起，如沐春风，什么话都可以说。他喜欢询问家乡的变化，尤其是他的老师赵惠民目前的身体情况。赵惠民老师去世后，听闻消息，他立即寄来挽联，要我送给赵惠民老师的家人。他还写过怀念李秉衡老师的文章，从这篇文章中，我才知道他奔赴延安就是赵惠民和李秉衡老师介绍的，所谓师恩难忘，大概就是指这种感情吧。

令人难忘的是，杜老帮助我修改了不少的作品。翻检旧作，看到写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篇散文中，曾经记述和抒发过我其时的感怀：

……我把这些学习笔记有时寄给他，请教他，杜鹏程总是认真地审阅，有的还动手修改，或者补充说明，提出宝贵的意见来——这些对我的提高那是不能形容的啊！从这里，我看到了一位老前辈对年轻人的一颗扶持携助的拳拳之心……（《野涧散墨·杜鹏程印象记》）

记忆中比较清晰的是，1988年9月，我写成《杜鹏程在延安》，他看过之后，回信说：“我仔细阅过了，事实无误，愿在那里发表也可以。”这篇文章，刊发在当年的《延安文学》杂志。还有一次，我前去拜见杜老，请他审阅我写的一篇评述他的散文创作的文章。杜老戴着老花镜，大致翻阅之后，说：“待我仔细看过之后，再说吧。”回去不久，就收到他的来信，随寄他仔细修改过的稿子，还告诉我，可以邮寄给陈涌先生看看，信中写有陈涌先生在北京的地址。我重新抄写后，挂号邮寄过去。很快，就收到陈涌先生的回信，他说，文章大体不错，但还有薄弱的地方，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

时日不知不觉地流逝，与杜老也愈来愈熟悉。

杜老的晚年，曾经对一位老师和我有过托付，希望能写出他的传记——为此，杜老送给我不少他在新时期先后重版和新版的《保卫延安》《我与文学》《杜鹏程散文》等作品，有些还是手稿的复印件，其中就有他正在修改的《我的小传》（收入《杜鹏程文集》卷三）。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他的人生经历，杜老曾经给我提供过一份他不同时期，熟知他情况的同志的名单，附有联系的详细地址，并告诉我，最好能找个活页本，把采访到的材料，记录下来，将来便于分类整理使用。

按照杜老的吩咐，我曾经装订了一个纸张厚实的本子，想先从编写他的年谱开始，逐年逐月记录他的经历和主要发表的作品，这是撰写传记的重要的前提工作。而从事这项工作，需要大量收集杜老的相关资料和至今所有的著作，因为年代的久远和种种原因，首先是资料的缺乏，其次，是需要较长的时间，而我只能利用工作之余去做，进度很缓慢。

大约是1988年吧，我在北师大中文系进修。在进修期间，我对之前所写的研究胡采、杜鹏程的文章，进行了修改和充实，出版了专著《审美的选择——胡采、杜鹏程研究》。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虽然研究杜老的文章繁多，然而，出版的专著还不多见，尤其是对胡采文艺理论的研究，尚是空白，所以，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大家的瞩目。《陕西日报》在“文艺信息”栏目中作了内容梗概报道，认为这是“我省文艺研究中的重要收获”；《文艺报》认为“该书对胡采、杜鹏程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作了全面系统而又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与论述”，还有《新闻出版报》以及其他一些报刊，也为这本并不厚重的书，刊发了不少的书讯和评介文章。

晚年的杜老，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仍然关心着传记的写作。此书出版后，他还是很高兴，说：“既然书出来了，就应该支持！”胡老看后，还认真做了一些订正——按照黎风教授在序言中的话，这本书“正因为是开拓，也许就还有开拓不到的地方，好比犁地也有犁不到的地块”，确实如是。

这本书，对我以后的文学研究和写作，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1991年10月25日，杜鹏程作品研讨会在西安建国路雍村饭店召开。接到通知，我向单位请假，参加会议。王愚先生让我担任会议记录。会议期间，听说因病重而在医院治疗的杜老，可能会来看望大家，不意，却听到他不幸逝世的消息……

令人遗憾的是，杜老生前希望看到的传记，没有写出来。没有写出来的原因，一是原想请杜老口述他的经历与创作，尽管之前有人做过这样的工作，但觉其有点简略，然而，因杜老病重和遽然去世，未能如愿；二是研究杜老的著作，此时已经有好几部作品；三是由于新的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开始，中青年更是研究和实践的中坚力量，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个任务，再加其他一些因素，这件事就耽误下来了。不过，在我心里，始终记挂着杜老的托付。

可以说，这部评传，在我心里已经至少酝酿了有30多年了。而重新动笔，是柏桦的倡议，她为此做了大量的材料准备，也共同商议，列出了写作提纲。在动笔之前，以何种形式来写呢？我们反复思索和商量之后，决定还是采取传记的形式。在写作过程中，边叙述边议论，企图展示出杜鹏程一生的历程与文学成就。至于能不能达到初心所愿，想说的是，至少努力了。

为了这部评传，我们重新阅读了杜鹏程几乎所有的著作，也阅读了不少学者、文艺评论家在不同时期的评论文章或者专著。在这个过程中，愈加感到在文学事业上，确实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能老老实实地犹如攀登陡峭的山峰，一步步往前走……杜鹏程就是这样的攀登者，他在高耸的文学青山上，用手中的沉重的锤子开凿、打造自己理想的文学形象，构成完整的文学世界。这样的文学作品永远不会过时，永远澎湃着内心的激情，展示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我还体会到只有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与崇高的事业联结在一起，文学便永远神圣，也便有了不朽的价值。杜鹏程就昭示出这样的精神，这是值得我们永远珍视的精神。

在阅读杜鹏程所有作品的过程中，我们还在想，假如杜鹏程继续沿着原来的艺术构思，竭尽全力先完成已见雏形的长篇报告文学，那么，他一定会留下更加真实、生动和全景式的伟大而艰苦的延安保卫战波澜壮阔的图卷，除艺术价值外，还将存真当时永远不可复制的鲜活气象，因而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价值。如果在此基础上，另起炉灶，重新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有了长篇报告文学的艺术创作经验，加上他不断吮吸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世界范围关于战争描写的文学作品，那么，他当会创作出更具艺术震撼力的长篇小说——然而，这个想法很快就在我的心头消失了——杜鹏程的艺术选择是正确的，他敢于挑战自己从未涉足的艺术领域，以夸父逐日的精神来完成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终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留下“史诗性”的军事文学作品。而且，他不惧艰苦奋勇向前的艺术创作精神，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当代文学创作者……

总览杜鹏程全部的文学创作，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一位深入生活的作家，能够迅速地在生活中捕捉带有本质的生活的闪光的场景，尤其是善于发现生活中那些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英雄人物，并能通过典型化的艺术手法，把这些场景和英雄人物抒写出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及的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在杜鹏程的创作实践中，又一次得到确凿的证明。

从生活到艺术，是杜鹏程走过的路。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个永远诠释不尽的话题，学习和研究者只有用心投入，然而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则不敢言说，因为这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只能是尽力来做这项工作而已。书稿有部分章节曾在2024年10月11日《光明日报》以及其他报刊发表过，引起了专家和读者的广泛关注。

虽然这是一份迟到的答卷，然而，试题总是要做的。

还要说的是，柏桦几乎承担了所有资料的核查工作，并执笔了其中第五章、第六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等篇章。我们一起重走保卫延安重大战役的路，做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并在家人和朋友的热心帮助下，拍摄了不少的资料照片。全书最后由我统一定稿。

黄河东流，秦岭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