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赵发民不是因为抖音，也不是因为微信，而是他的散文。尽管这只是小册子，而且我拿到的还是打印版，但在我看来句句走心，字字入魂。
“父母官”就是要为大众的身上衣口中食着想。赵发民当过多年乡长和乡镇党委书记，妥妥的“父母官”。他的散文集，有相当部分是写官场生活感悟和体会的。无论是艺术特色还是思想性，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倒像是一幅幅写实的“拓片”，在官样文章泛滥的今天，如一股清流倾泻，似一场新风扑面。尽管其一再声称自己是个“凡人”，而且散文集的名字还带着“烦语”，但丝毫不能掩饰他在“父母官”的位置上拙朴本真，肆意纵横着他对子民的深爱和如山的责任感。他写到，上级决定在全市推广“地膜小麦”种植技术，而且还要有规模效应。那时，他所在的乡只是一个有着万余人口、上万亩耕地且种植着6000多亩苹果的半山区乡，却下达了种植4000亩地膜小麦的任务。在上级领导下乡检查时，他当面给领导算了一笔账，从种子到水肥，从薄膜到人工，算来算去，地膜小麦相比普通小麦，每亩地仅仅增收十元左右。要是算上清理地表废旧薄膜等杂七杂八的事情，不仅不能增收，反而极有可能减收，潜伏着极大的风险。他深深知道，当着一众大小官员的面，如此驳上级领导的面子，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但为了群众利益，为了求真务实，他还是仗义执言了。这样的作为在现在的官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我之所以对这样的故事感兴趣，还在于类似的事情有很多。
进入新世纪之初，财政困难，各级政府都在想方设法提高农民收入。区上当时还在体育馆召开了发展“冬枣、速生杨”动员大会，并且给每个乡镇布置了任务。赵发民并没有机械地照搬照抄式地贯彻执行，而是根据本镇情况做出了切合本镇实际的安排。他在全镇动员会上提出了本镇“三不发展”的要求，即不发展“冬枣、速生杨和黄姜”。原因是本镇属于台塬地区且位于秦岭北麓，冬枣成熟季节，容易受到大风暴雨的影响；不发展速生杨是因为本地附近没有用速生杨树做原材料进行加工的造纸厂，如果盲目发展，到时销不出去咋办？不发展黄姜是因为当时其他乡镇的种植面积已经很大了，而市场规模又是有限的，再盲目发展可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
事后证明，赵发民当时的做法是正确的。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了群众的利益，也同时维护了党在群众中威信。
农民的儿子不是往老农脸上搽雪花膏。赵发民说他是农民的儿子，而且是非常纯正的农家子弟。因为他的父母祖辈世世代代都是农民。他当乡镇干部，这个公仆的实际意义，就是给全乡农民当儿子。既然这样，他就决心把这个农民儿子的角色做好。上级引见了一家上市企业，说是要在他所在乡镇开办布尔山羊养殖场。赵发民认为这是打着灯笼都难寻的好事情。一来，镇上有了企业就有了收入。二来，许多农民就不用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就近打工就能挣工资。那段时间，赵发民干劲十足，没黑没白进村入户与群众谈心征求意见，与企业代表交流谈判讨论细节。忙活了个把月，当他把群众情况摸清楚后，那个企业却提出要求乡镇无条件把几十户农民“搬走”的苛刻要求，以腾出地方办羊场。赵发民要求企业要给农民安家费，要不然这些农民生活没有着落。企业说赵发民是父母官，应该想办法安置农民，还威胁赵发民说，事情进展不顺利，就到市里告他不作为。赵发民顶住了压力，说他是农民的儿子，当儿子的必须要把父母安顿好，逼迫对方不得不更换了谈判代表。最后，合作虽然没有谈成，但他也不后悔。因为，他守住了群众利益这个最大的底线。
赵发民在职期间最没有成就感的就是“招商引资”，因为有的企业家想投资办“仿古一条街”，有的想在荒山野岭大兴土木搞旅游开发，还有的要把现成的庄稼树木毁了，再盖上大棚种上树木、庄稼搞“生态农家乐”。赵发民对这些项目都非常谨慎，除了在天留村有针对性的发展了六户农家乐外，其余的并没有大肆的支持。因为他知道，土地房屋就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最后保障，农民需要的是衣食住行看病养老，搞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就是往“七老八十”的人脸上搽“雪花膏”。当儿子的孝敬父母，是衣食奉养而不是鬓角插花。
当“父母官”的少不了外出参观学习，赵发民当然也不例外。他看到有的地方“重建当年雄关”，有的地方复古围城修碉楼城堡，还说这是“国防教育需要”。对此，赵发民每每毫不客气指出：最可靠的国防是民心,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搞这些花里胡哨不伦不类的东西,是历史的倒退,而不是国防的创新。
赵发民退二线以后也写了一些游记，即便是游山玩水，他想兹念兹的仍然是苍生。有次，他到司马迁故乡韩城旅游，看到当地特产花椒长势良好，在和农民交谈中得知当地政府大力扶持特色农业，农民收入年年提高，椒农生活越来越好，欣慰之情蔚然纸上，感叹这才是负责的政府，有为的执政，是向青山绿水要金银财宝的创新之路。文尾，还不忘重重地带上几笔祝福的话，读来满眼郁郁葱葱。
作为农民的儿子，赵发民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关注关心，成为他散文集中最核心和最突出的篇章。不管是写大漠西北游记，还是写江南水乡短文，都对当地农民的生活倾注极深厚的感情。他写有的公园把过去只有在山沟里才能见到的“狼尾草”作为风景带，是变废为宝。因为种植养护这些野草的是农民，他们因此获得有一定的报酬，而游览公园的人也因此而获得另一种独特的体验感，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由此引发他对“农业”这个古老词汇定义的重新思考。不是说只有种植粮食作物才是农业，而是以生命体繁殖为工作对象的职业都是广义上的农业。农业成为新产业，农民成为新职业，农村成为新乐园，这才是根本方向。
人类的好朋友要成为大自然的知己。从赵发民的游记可以看出，他对大自然的理解有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早期的文章，他毫不吝笔墨地赞美“改造山河”的人类壮举，大修水利会战，开山劈岭壮举，梯田上山画面，无一不是“人定胜天”的雄辩证明。作为三观正能量的公仆，他发自内心感谢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级领导带领群众战天斗地，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丰功伟绩，读来让人热血沸腾。随着年龄增长，时代变迁，社会进步和新理论指导下的新实践取得新成就，尤其是新时代领导人关于青山绿水的重要指示学习领会，赵发民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在他的笔下汩汩涌现。在游记中，他赞美祖国大好河山，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为特殊时期遭到人为破坏的文物古迹自然风光而遗憾不已。他在西部旅游，看到漫漫黄沙中的骆驼，竟然蠕虫般渺小，而游人又如蚂蚁搬尘微，心灵受到极大震撼。反复强调“在大自然面前，人必须保持敬畏。”“认识自然，适应自然，保护自然是第一位的。掌握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是第二位的。”“毫无节制向大自然索取，是人类慢性自杀。”
赵发民认为，有良心的作家文人是人类的好朋友，因为他们写作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明天更美好。从公仆到文人，从官员到作家，是赵发民从人类的好朋友到大自然知己的转变过程。在他的笔下，一山一水都有灵魂，一草一木都有感情，一虫一鸟都是主体。他有一篇写蟋蟀的散文读来不仅妙趣横生，读后更让人忍俊不止。夏夜，刚刚入睡，耳边传来阵阵蟋蟀的鸣叫，吵得人心烦意乱。他们两口子不得不起床，开着灯，打着手电满屋子找那只蟋蟀。洗手间，厨房里，床底下，柜子上，里里外外犄角旮旯反反复复找，不得踪影。蟋蟀不叫唤了，他们两口子就认为蟋蟀已经被制服得不敢发声了，就带着胜利的成果睡觉了。一会儿，蟋蟀又叫唤起来了，他们免不得又去寻找。一来二去下半夜，蟋蟀还是没找到。没办法，两口子索性不睡了，也不找了，躺在床上说话。人有一搭没一搭说话，蟋蟀有一声没一声鸣叫，窗外月光似水，室内朦胧入幻，人与自然竟然如此和谐美妙。
赵发民认为，这是他自搬到城里来后过得最有趣味的一个夜晚。
因为他觉得他和这只蟋蟀，因为缘分而聚，因为知音而和。
更因为，赵发民认为自己老了，而秋后的蟋蟀也老了。人老了写书，蟋蟀老了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