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荔、蒲城、临渭三县（区）交界处，有一个村子叫太丰村。她隶属于大荔县羌白镇。这里是我的家乡。

在东太丰、西太丰、南太丰三个自然村的中心点，有一座学校，她就是太丰学校。这里是我的母校，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工作单位。

我是高中七四级毕业后，于1975年2月到太丰学校任民办教师的。此时，我刚满17岁。

学校是刚从南太丰村中搬到此地的，基建还在断断续续进行。学校建在十字路口，四边没有围墙。新建不久的教室顶着料峭的寒风，孤独地立在初春的荒野上。除教室四周几米的平地外，校园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教室的地面没有用水泥或砖块硬化，只是将夯土铲平而已。学生的课桌高低不等，颜色各异。窗子上没有玻璃。为了御寒，窗子的大半被泥糊了起来，剩余的部分用塑料布蒙着。为了照明，每个教室挂着一个150瓦的电灯泡。教师的办公室在两个教室的中间，是将一间房从中间隔成两个背对的房间。两边老师可以隔墙对话，但要见面，就必须绕到教室的另一面才行。办学条件虽然艰苦，但老师们却教得很卖力，学生们也学得很努力。在空旷的校园里，在简陋的教室里，不时传来师生们欢快的笑声和歌声。一群有奋飞理想的农村泥娃娃，从这里开始练就一副坚强有力的翅膀。

学校边教学边基建。我们在课余最多的就是参加建校劳动。学校组织师生平整校园、植树、种蓖麻。每年收的蓖麻为学校补充了“可观”的教学经费。学校办公经费十分紧张，一般办公用品不说，就连备课本、粉笔这些起码的教学用品都控制得很严。记得有一次，因为管后勤的老师给某个老师多发了一把锁子，受到了校长严厉的批评，最后，硬是把那把多发的锁子要了回来。因为后来学校新换的正副校长都是我高中的同学（他们都大我三四岁），他们就拉我经常“参政议政”了，我俨然成了他们的“参谋长”。就连大队支书都开玩笑叫我“三校长”。1975年夏，为了缓解学校经费紧张的局面，我给校长建议将学生拾的小麦粜出去一点。两个校长觉得主意很好，就把学校的小麦卖出去了300斤。比公价贵了一点，比黑市价又低了一点。我当时还为自己的点子暗自得意，谁知，却给领导惹下乱子了。第二年开展“路线教育”时，我们校长被工作组组长叫去训斥了好久，最后，检讨书写了好几份才勉强过关。现在想来，我确实觉得对不起两个老同学。这件事也对我以后的人生影响很大，它时时提醒我办事按政策、按规矩办，千万不能随心所欲，恣意妄为。也要感谢这个经历，它使我在以后从政的道路上，避开了许许多多明的障碍和暗的陷阱，脚踏实地、平平安安地走过了40多年的漫长路程。

学校共有10个老师，除两位在东西两村的小学外，其余老师都集中在大学校里。老师都是本村人，就连唯一的一个公办老师也是本村人。老师中有我的老师，有我的叔辈，也有我的同学。大家年龄不同，性格各异，但学校里却把我们组成了一个暖意融融大家庭。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工作中争挑重担，生活中不分你我。老教师常给我们这些新手示范教学，甚至手把手教备课。年轻人更是乐于为老同志支差跑腿。老同志家庭拖累大，家务事多，年轻人就帮他照顾班级和学生。在农忙季节，大家经常借晚上时间，帮有困难的老师家收种。我们几个年轻人活泼好动，常搞恶作剧作弄对方，甚至和老教师开玩笑，大家对此习以为常，没有觉得不尊重对方，也没有因此失去和气。

民办老师除国家每人每月补助5元外，大队每人每月记30个劳动日，再按每月3元、2元、1元三个标准补助。我刚上任，当然就是第三档了。国家给的5元钱，每月按时发到教师手中。大队的补助虽然少，但却一月一年地拖着。三年后我离开学校时，大队欠我的36元补助，才在大队会计费尽周折的内挪外借下兑了现。那时，每月能拿到5块钱的现金，对我这样的穷孩子来说，就像是发了大财似的。给家里缴一些，自己留一点，真不忍心花出去。曾经有一个月，不知怎么把那5块钱丢了，我就像被刀子剜了一样，好长时间都心疼。就是现在想起来，也不免还有些许的遗憾。那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啊!

刚到学校时，这里共四个班：三年级两个班，四、五年级各一个班。学校领导决定让我担任五年级的班主任，代五年级语文课，还兼任其他年级的政治、图画、体育等课目。后来，学校“戴帽”，有了初中班，我先后代过七年级的语文、化学。我虽然不是“万金油”，也要硬撑着完成任务。我不能辜负领导的信任，更不能荒废学生的学业。为了教好化学，我到母校羌白中学找管图书仪器的刘老师，不仅借到了一些仪器和药品，满足了教学的需要，甚至还为学校讨到了一些无偿的援助。功夫不负苦心人。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汗水没有白流。我们学校的工作得到公社教育组的肯定。我教过的“戴帽”后的第一级初中毕业生，中考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当年中考录取率不太高的情况下，有近10人考上了高中，还有一人考到了县上唯一的重点高中。

学校条件艰苦，但老师们都很乐观，都能“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尤其是我们几个年轻人，没有家务的拖累，吃饱不管闲事，更是“以校为家”。除了回家吃饭，其余时间都泡在了学校里。夏天，宿办合一的屋子因为很小，加之不通风，闷热难耐。我们就把桌子搬到门外的桐树下，挂起电灯泡，露天备课。凉风来了，蚊子也来了。虽然脸上、身上免不了蚊子的叮咬，但大家却毫无怨言。年轻人都积极向上，不甘人后，为了教好学生，不惜吃苦流汗。其实，大家心里还有自己的“小九九”，装着自己的“理想”：争取有机会“民办转公办”。冬天，屋子里生煤炉子，最怕煤气中毒。睡觉前，都把炉子搬到门外去。谁知，这样小心，仍有煤气中毒的事发生。原来是煤油灯作怪。农村经常停电，我们备用的煤油灯加的是柴油，直冒黑烟，把人的鼻孔熏得乌黑。因为门窗关得很严，不通风，我几次都一氧化氮中毒，头疼恶心。

那些年，要求学生“学工学农”，参加生产劳动。每年夏收，我们都组织学生拾麦穗。秋季，我们更是半天上课，半天帮生产队拾棉花。暑假期，除了公社教育组组织的集中半月的政治学校、业务培训外，学校一般不安排多的工作。我觉得自己不干活还拿工分，心里似乎有些愧疚。于是，就把队上的小学生集合起来，帮生产队摘玉米地里套种的豇豆。这些活，大人不好下手，小孩子却穿梭在玉米的空间里，像玩游戏似的劳动着、快乐着。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45年过去了。虽然这中间好多事情都在模模糊糊中逝去了，但在太丰学校当民办教师的那些峥嵘岁月却在我脑海里一直活跃着，不时清晰地反映出来。它是我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我十分珍惜这段青春岁月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