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重走游击路》这篇文章，作者樊菊芳女士，记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活动在韩城和黄龙交接地区本地游击队员的点滴故事，其中就有她的两个舅父。读后让人深感韩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不仅孕育了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也孕育了一大批勇敢顽强、乐于牺牲奉献的仁人志士。这种忧国忧民、自觉担当的文化基因也呈现在现在的韩城人身上。樊菊芳女士，70多岁了，当得知“因老城改造拆迁，舅家二十多囗人闹革命的地方将从此消失，一种红色资源将要消失的危机感”迫使她毅然决定：搜集整理资料、回顾那段历史、重走当年游击路。我们为樊女士的这种责任感使命感赞叹，为她壮志不言老的精神折服。文中的时间、地点、事情的详细始末也许不是非常清楚需要再考证，但缅怀先辈、敬仰先辈的情愫却分明地体现在字里行间和那里的沟沟卯卯间。在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喜迎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我们希望看到更多从心底里从基层从广大乡村涌现出的感党恩、跟党走、建设美丽家园的精神力量。

韩城市老城东关吉家是舅父吉午中、吉炳耀的家，1932年至1936年这儿曾是韩城地下党中区委员会所在地，中区委员会书记为五舅吉炳耀，同时这儿也是东关支部所在地，东关支部书记为四舅吉午中。因老城改造拆迁，东关吉家也在拆迁之列，看着这舅家二十多囗人闹革命的地方将从此消失，一种红色资源将要消失的危机感油然而生，2017年已七十三岁的我不禁鼓足了勇气，主动担起了整理东关舅家革命历史的担子，要把这红色历史传给后世。说干就干，先后让女儿李庆，丈夫李建恩，妹妹樊惠芳，表妹吉文仙陪着我分别去北京、宝鸡(去了三次)、西安等地搜集四舅、五舅及表姐、姐夫等人的革命足迹及资料，还托表弟王海忠从宜君县、黄龙县搜集了县上的历史资料和刘培植(原国家农林部副部長)的革命回忆录，又去韩城图书館找到《白马滩的风土人情》一书，查到了五角山上村子的基本革命情况及游击队长柳宝山的资料，从字里行间搜集吉午中、吉炳耀的亊迹。最后到表兄吉克刚处和表哥表嫂一块去西安未央区天录阁遗址参观了天录阁地下情报站的展览，拍摄了版面上四舅吉午中四舅母饶紫云的事迹，并与表哥吉克刚和大妹樊惠芳一块在表兄家将四舅的箱子内的资料整理了三天，因资料太多必须细细看，并要编号整成档案，表哥嫂同意我将资料拿回韩城整理。我与大妹惠芳将四舅的档案编号整理完，并将各处搜集来的照片一式三份全部洗出来(每份3OO多張)。

阅读熟悉资料后，一个人一个人写出单行材料，当写到五舅拉起人马打游击的亊时只从韩城组织史上看到:吉炳耀去五角山拉游击，并组织起了一支游击队这短短几句话。而为什么他要去五角山拉游击，游击队又是怎么活动的，游击队集结地都在哪儿？记得四舅活着时在东关南院和老朋友们说过，当时成立的新韩城县委中吉炳耀仼县委书记，文少侠仼军亊部长，田逢年仼组织部长，薛云峰仼宣传部长。于是我又找来文少侠和西区书记田逢年的资料。文少侠的资料内有他们筹集军粮军晌的亊，田逢年资料内有游击队活动的路线:五角山→麦益沟→柏峪川→小迷川→盘道川→薛峰川。为了弄清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及如何运送物资的情况，我决心重走一次游击队走过的路，深入了解一下游击队到底都干了些啥，于是我就从五角山开始上山走了五道川，现逐个讲述如下:

（一）

去白马滩五角山寻找1936年成立韩城地下县委和游击队旧址

根据中国共产党陕西省韩城组织史资料（1927.8-1987.10）上记载，韩城“番地事件”后，1936年“吉炳耀在白马滩五角山一带组织起一支游击队，于5月与陕东特委书记李景林接上关系，随红二十九军活动……红二十九军撤离时，李景林指定吉炳耀为韩城县委书记，并成立了韩合游击队（韩城-合阳），由二十九军政治部白区部部长申元龙领导，继续在此单独活动。”

为寻求先辈的革命足迹，2020年11月1日，本人樊菊芳（76岁）、樊技术（73岁）、高德旺、李艳茹、薛娟莉、阮双奎一行六人踏上了赴黄龙白马滩五角山的征途。

到了黄龙白马滩，我们停车稍稍休息，并向当地老人打问了五角山的方位，言说大约向西偏南二十里地。我们驱车向西过了神峪村。

再向西南走，路越来越窄。这里立着一块《渭北地区成立大会旧址》的石碑，也就是以前我们听老人说的渭北游击区成立大会的会址吧。大约行至距白马滩镇（蛟龙镇）十公里，到了五角山下，这里川道有点窄。（海拔1250米，照不到山顶）

五角山全景

站在五角山下，不由人深思，吉炳耀在1936年不过二十四、五岁，家庭条件优越（有地、有生意），他和文少侠为何要上山拉游击？他们为何要吃这样的苦？

我们没找到真正上山的路，还是顺着拾毛栗子的“之”字路往上爬。山路太陡，我们互相拉着上，时而还得把落叶抓掉，踩稳了再往上走！

为了搞清先辈们这段历史，我们决心自己爬上山顶，在最陡处几乎是爬着上去的。七十三岁的樊技术为了实现我们的愿望，在上山的路上步步跟在我这个族姐身后，高德旺和两个车站社区的李主任、薛主任在前边探路，摄像师阮双奎冒着心脏搭支架的危险，还边上山边拍照，详细拍摄了重走游击路的全过程。

经过三个半小时的长途跋涉，下午三点多我们终于爬到了五角山顶。山上有一户姓孙的老两口，老汉孙家昌是个退休教师，2020年已74岁，我们问他知不知道过去五角山游击队的情况，他说知道，现在都来了几伙人了，都是了解过去游击队的事，离此地一里路为游击队驻地，是韩城县委成立的地方。

孙家昌老师领我们去了游击队驻地，行进路上，孙老师说这个村过去家家都有共产党员。这使我明白了吉炳耀、文少侠和田逢年等人为何要在五角山拉游击，因为这里群众基础好，是红区，游击队在这儿能站住脚。

路过游击队长柳宝山的家（已无人居住），孙老师说，解放后国家调柳宝山到外地当大官，但他（柳宝山）说自己不识字，就没去，留在黄龙县工作了。

孙老师指着柳宝山隔壁的房子说：那就是游击队员的宿舍。

行至村子最东头，孙家昌老师指着这座坐东面西的房子告诉我们，这就是1936年成立韩城县委的地方，当时来了大官，因形势复杂，住在薛峰镇没上来，陕东特委李景林在此主持会议成立了韩城县委，并将陕东十二游击支队和韩城游击队合并成立了韩合游击队，由韩城县委领导，独立在此活动，中心区域为白马滩，受陕东特委政治部白区部部长申元龙领导。（记载于张俊祥主编《中国共产党黄龙县历史大事记》

五角山上，由于过去交通不便，原料也很难从别处运来，村中房屋大多就地取材，仅有一座瓦房，其余房子的屋顶全部用石板盖成，坡道用石块铺成，墙用胡基垒成。

孙家昌老师告诉我们，游击队一开始住在北坡山崖下，后来被敌人发现，转移至山南，并在山南开了个大会……北坡的住处想必就是我们来时上到半山腰的这些破石屋吧，这些山石垒的墙和倒塌的遗迹还历历在目。

参观拍摄完这红色基地的原貌，已是下午五点半，十一月的天黑得早，没有更多逗留的机会，孙老师为我们叫来三轮车下山了。三轮车司机是个老手，开的很稳，从孙老师家北边的路下坡，向西走“之”字道下山。坐在三轮车的小板凳上，一边是高崖，一边是深沟，道路颠簸，好似行驶在半空中，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紧紧抓着车帮子，而摄像师还在抓拍，德旺还在用手机录像……大约行驶了十几里地才到坡底，车向东又走了几里地才到我们停车的地方。告别三轮车司机后，我们一路返回，行至薛峰水库以东共裕村处，因东泽村车辆事故堵车，回到家已是晚上八点。

重走红色游击路第一站圆满成功，我们心情都非常激动，未曾想到，时隔八十五年，还有人能说清五角山上游击队的事，特别是能说清当年成立韩城县委的地方，证实了1936年韩城县委和游击队是在原韩城县蛟龙镇五角山上（解放后划归黄龙县管辖）成立的。县委书记为吉炳耀，组织部长为田逢年，武装部长为文少侠。懂得了革命先辈为何放弃舒适的生活，为共产主义而投身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这得感谢孙家昌老师，是他与游击队长柳宝山多年来促膝相谈，才留下了这些红色记忆。

正如韩城组织史所讲，20年代初期，为了寻求拯救民众出苦难的真理，韩城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自发求学于西安、北京等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新文化教育，他们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吉炳耀就是这批三十年代初回韩的青年学子。为了信仰，他从西安师范毕业回韩没有去教学，而是苦心研究武装斗争，他和薛亚杰、王筠、文少侠等人成天在老城东关吉家偏院（中区委员会）开会研究如何筹钱买枪、子弹……失败了却志气不倒，上山从头再来。“番地事件”后，韩城的革命形势陷入了低潮，县委人员相继离韩避难或去向上级汇报工作，吉炳耀、文少侠、田逢年冲出重围，上了五角山，组织游击队以待时机重新打击敌人，争取胜利，这就是他们的初衷！

吉炳耀                                                                                                   文少侠

田逢年                                                                               田逢年就义址